由政府部门牵头开展的跨平台联防联控工作机制,于2月20日在北京宣告成立。根据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外公布的“涉疫跨平台联防联控”工作机制,因销售假口罩等严重违法行为被一家电商平台清退的商户,也将被其他电商平台清退。
这意味着政企协同、多元共治的治理新模式再次在实战中发挥重要作用,而新冠肺炎暴发以来的网络平台各自为战,也将转变为全网联手共治,疫情期间因哄抬价格、虚假宣传、销售假冒伪劣防疫用品等严重违法行为,将在多方力量的围剿之下无处容身。
更重要的意义或在于其对未来的社会治理影响深远。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主任高艳东告诉《法制日报》记者,这一模式不仅适用于涉疫产品的治理,同样适用于未来的假货及其他违法违规产品销售。高艳东建议,建立信息共享平台,推动各大平台信息共享,建立市场监管整体黑名单制度,提升中国电商平台的合法经营能力,促进中国互联网经济的健康发展。
一罩难求催生市场乱象
政府监管部门严厉打击
新冠肺炎疫情突发,又赶上春节期间工厂停工这一特殊时期,让本就紧缺的重要防疫资源——口罩,更加一“罩”难求。
记者2月19日在北京市海淀区某药店看见,有人在买药时又询问是否有医用口罩卖,药店的人一边将药品通过隔着一个横在门口的长木桌推给买家,一边说着:“没有。”
早在春节前后,大多数药店就挂出了“口罩售罄”之类的牌子,全民抢购战场又开辟了线上战场。无论线上线下,抢不到的自然是无比焦虑,继续不放过任何一条有关口罩的信息。
抢到的也未必就幸运。有的就收到了三无产品,有的则货不对版,还有的则质量太次。与此同时,警方在多地破获假口罩及其他涉疫产品案件的消息也出来了。
1月30日,公安部通报,浙江、上海、江苏、江西等地公安机关侦破制售假冒伪劣口罩案件7起。截至2月18日,全国公安机关共侦办涉疫情制售伪劣产品、假劣药品、医疗器械、医用卫生材料案件459起,抓获嫌疑人1084名,捣毁犯罪窝点473个,查扣涉案口罩2500余万只,涉案价值1.35亿元。
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也从严从重从快查处一批案件,并公开曝光各地查处的非法制售口罩等防护产品典型案例。而仅仅这十个非法制售口罩案例中,就已涉及口罩产品总量3616680只,保守估计高达155余万只口罩流入市场。
这些假冒伪劣口罩的生产地包括山东高密、苏州常熟、浙江义乌、浙江金华等。嫌疑人通过网店、微信、实体店等渠道,将违法口罩销往北京、天津、河北、安徽黄山、浙江宁波等地,涉嫌假冒注册商标包括“3M”、“飘安”、日本“YOSHIDA”、“民乐”、“清轻”等。
协助执法同时加强自治
电商平台清退违规店铺
大“疫”面前,电商平台也纷纷出手了。
主动协助各地执法机关严查源头,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口罩的不法分子。截至2月5日,阿里已协助全国14个省份30个地市公安机关,侦办制售假冒伪劣口罩等违法案件128起,抓获犯罪嫌疑人65名。迄今,拼多多则已累计协助全国16个地市公安机关,从源头打击口罩类商品的假冒伪劣问题。
加强自身平台治理。从1月中旬起,阿里对口罩等类目商品加强资质审查,利用算法技术和长期积累的打假经验,对不实宣传、滥发商品、疑似假冒伪劣等行为均从重从严从快处理,从限流、屏蔽、下架相关商品,到直接永久关闭问题店铺,淘宝也在阶段性的同步公示违规处罚名单。截至2月5日,阿里已拦截、删除57万条可疑口罩链接,15家店铺因严重违规被永久清退,其中5家被移送执法机关、追究法律责任。
此外,阿里还针对销售假冒伪劣口罩的违规商家发出“追击令”,将销售假冒伪劣口罩的违规商家发起民事诉讼,10家因销售假冒伪劣口罩而被永久关店的商户是其追击对象。
据拼多多披露的数据,截至2月20日20时,拼多多已前置拦截异常涨价口罩类商品75977次、下架5276件商品;前置拦截疑似假劣口罩类商品30566次、下架495439件商品;处罚涉及虚假宣传和蹭关键词店铺超过6000家,关闭、清退40家店铺,并将相关线索同步给政府执法部门。
此外,自1月23日至2月20日20时,因涉嫌临时调价、虚假发货和商品质量等问题,拼多多已在商品的上架前后累计拦截及下架了500715件商品。
京东发布了口罩不涨价的公告,并且成立了专项小组,通过系统和人工的方式对于京东的第三方售卖商进行监控,一旦发现价格异常京东官方小组就会进行相应的操作。京东按照平台规则,于1月28日、1月30日和2月2日,对处罚的违规商家进行公示,并清退了严重违规的7家商家,且永不与其合作。
公然挑战社会道德和人类良知底线,哄抬价格、虚假宣传、销售假冒伪劣防疫用品的不法者,成为“人人喊打”的“过街老鼠”。
借助平台技术信息优势
政府联合企业形成共治
无论是来自公权力机关的严厉打击,还是来自于电商平台的监控治理,都取得了积极成效。但随着复工复产季的到来,口罩类涉疫物资需求量进一步加大,打击相关违法行为依旧不能松懈。
政府与平台之间、平台与平台之间形成合力,让不法行为无处遁形,这样一种新的治理思路与模式浮出水面。
“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,国内各大电商平台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,加大平台治理力度,主动清退严重违法商户,为抗击疫情积极贡献力量。”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说,为进一步加强跨平台合作,促进社会共治,疫情防控期间,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联合阿里、拼多多、京东、微店、苏宁易购等5家全国知名电商平台企业,共同发起建立涉疫跨平台联防联控工作机制,共享、共用疫情期间因哄抬价格、虚假宣传、销售假冒伪劣防疫用品等严重违法行为被平台清退的商户信息,联合防范不法商户跨平台从事违法经营活动,做到“一处清退、处处关店”。
政府部门为何要联合电商平台?电商平台又为何要在政府部门的牵头之下联合起来?从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的发声中可以读出一个关键词:“信息”。
北京市市场监管局透露,涉疫跨平台联防联控工作开展以来,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加大协调力度,建立平台之间的“信息中转站”,支持平台共享交换被清退商户主体信息。各平台企业积极响应市场监管部门动议,累计提供有关信息70条,汇总形成可动态更新的涉疫被清退商户“黑名单”。
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晓春指出,数字时代治理疫情,需要充分利用数据技术、人工智能等精准手段,发挥平台在信息和机制上的治理优势,与政府监管形成合力,在制假活动隐匿程度高、打击成本大、危害性明显的情况下,尤其需要通过平台协作、数据共享来实现有效的识别,增强打击力度。
“一方面,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与大数据时代的到来,政企共治、联防联治是社会治理的一个大的趋势,无论是在疫情上,还是交通上,或是物流上,互联网企业都拥有比政府机关更多的数据量(比如疫情防控所需要的行动轨迹信息等),且对信息数据的处理有更前沿的技术。”高艳东说,传统计划经济时代以政府监管的管理模式,会慢慢过渡到政府和企业联合进行社会治理,“尤其在信息数据平台治理上,应该以政企合作为主,甚至在个别领域以企业自治为主。”
建立“涉疫跨平台联防联控”工作机制,在高艳东看来,会让疫情防控的效率更高,弥补政府因缺乏技术和信息资源等造成的物资或信息调度中的短板。
高艳东补充道,政企共治是中国探索社会治理创新的成果,也是中国在社会治理方面对全球的一个重要贡献。
各自为战木桶效应终结
未来假货治理仍然适用
平台之间的联合也非常必要。
根据上述机制,各大电商平台通过“黑名单”中的信息比对,可以及时掌握自家平台内已被其他电商平台清退的不法商户情况,并按各自的平台规则采取接续清退措施。
在此次跨平台联防联控过程中,5家平台企业共发现并清退跨平台不法商户26户次,其中阿里、京东各从其他平台公布的违规商家中比对清退1家,苏宁清退2家,平台联手遏制违法商户的效果初显。 对于暂时不存在跨平台经营的被清退商户,平台也会主动将其纳入限制入驻平台的主体名单,不再接纳不法商户的入驻申请。
“它有效弥补了平台各自为战的缺陷,防止了木桶效应。”高艳东解释说,平台上的假冒伪劣产品治理状况,不是取决于治理水平最高的平台,而是最低平台的治理标准,“假货治理如果遭遇违法洼地,即当一个平台严格执法,对制售假货的商家封号了,这个商家又快速转移到其他平台,继续从事违法违规活动,对于疫情防控中涉疫假冒伪劣产品的治理非常不利。”
高艳东提醒,平台治理各自为战,没有形成信息共享机制,或者违法犯罪的联防联控机制,正是导致违法商家“打游击战”的原因。
高艳东说,北京市场监管局的新举措,实行数据共享机制、违法信息分享机制,打破了数据孤岛,防止违法违规“洼地”形成,可以有效威慑违法违规店家,形成“全国一盘棋”的效果。
“涉疫跨平台联防联控”工作机制的建立,让率先提出共建问题商家“黑名单”倡议的阿里巴巴深受鼓舞:“希望各方继续积极协查,持续挤压作恶者的生存空间,严防疫情期间假货‘治理洼地’出现。”阿里平台治理部负责人说。早在2月4日,阿里就呼吁所有电商平台“携手将问题商家拉入‘黑名单’,断绝他们在其他平台继续作恶的机会,一定要让违规者付出最沉重的代价。”
刘晓春也曾经在研究假货治理的过程中呼吁要建立以“黑名单”为代表的跨平台协作以及政企协作机制。“很高兴这一共治机制在众志成城抗击疫情期间得到了有效运作,也希望这一实践能够为形成长效共治机制打好基础,在平衡好各方利益、确立明确而合理的‘黑名单’准入条件的基础上,为促进市场监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良好的典范。
高艳东认为,这种治理模式不仅适用于当下的疫情,也适用于未来的假货治理,从而形成“好人一路绿灯,坏人寸步难行”的良好营商环境。他建议建立信息共享平台,推动各大平台信息共享,建立整体黑名单制度,提升电商平台合法经营的能力,促进中国互联网经济的健康发展。
拼多多平台治理部盾山也持同样观点,他表示非常欢迎和赞同政府推出“黑名单“共享机制,假货的治理的确需要达成社会共识,实现社会共治。
